我这个姐姐「我的姐姐|仍在困境当中的女性」

引子：我有时候觉得你更像一个陌生人，我也不知道，如果早一点认识你的话，会不会爱你多一点爱自己少一点。

作为张子枫的荧幕初吻秀，《我的姐姐》宣传之始就以一种非影片本身的噱头赚足了观众眼球，尤其是电影《快把我哥带走》后张子枫与彭昱畅的兄妹情，再到综艺《向往的生活》中这种兄妹情的延伸，外加黄磊与张子枫的父女情双重属性叠加，张子枫正式成为“国民妹妹”，因而她的荧幕初吻更易吸引观众目光。但事实上，这一充满噱头的宣传点在电影《我的姐姐》中却反而成为“姐姐”张子枫悲剧人生中无法跨越的无奈，即“娜拉”选择出走之始最无法割舍却又不得不放弃的那道出现在黑暗人生中的彩虹。

电影《我的姐姐》从一处严重车祸讲起，讲述了姐姐安然的父母在一次重大车祸事故中不幸双双离世，仅留下她和年仅六岁的弟弟安子恒，与父母多年的矛盾导致姐弟二人始终处于陌生人的状态，但父母的离世使姐姐暴露在必须抚养弟弟的压力下，然而姐姐安然早已受够了在家乡的一切事物，并计划通过考研前往北京改变人生现状，这也导致她对于抚养弟弟这件事有了更深层的抵触，电影由此展开，向观众展现了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荼毒下的“”姐姐“群体的悲剧人生，以及新一代姐弟二人如何打破隔膜并成为互相依靠的故事。

电影《我的姐姐》始终保持从姐姐的视角出发叙述故事情节，因此构成影片主体的是姐姐的过去、姐姐的现在以及姐姐对未来的憧憬，但影片标题却用“我的”打头，我作为话语权中心，而姐姐仅为我的姐姐，从标题开始便削弱了姐姐的话语权，而这便是导演的巧思，即表现长期父权社会下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中的女性如何失去话语权又怎样为此挣扎。除此之外，影片《我的姐姐》并未选择单一的叙述主体，而是以群像方式对女性话语权问题进行多方面的展现。

首先，作为故事主体的安然从小便生活在女子不如男的评价与生活中，其从父亲为生二胎（男孩）将健康的安然打造成残疾人的伤痕记忆出发，最终成为残疾证明这一物化符号，甚至深刻在安然的内心，成为她与父母、家庭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因此当参加完葬礼的亲人聚集在安然父母家中商量弟弟安子恒的抚养问题时，除舅舅之外，没有一个人关心同样失去父母的安然今后该如何生活，争论中，重男轻女对安然造成的伤痕以残疾证的物化符号浮现，因此安然并未对弟弟的抚养问题发表看法，而是向亲戚们“表演”残疾人如何走路，这一行为看似无解，但却是安然对这一伤痕无声的抗议。最为讽刺的是，去世父母的遗物中，包括家中陈列的全家福，并未出现安然的身影，仅有安然的残疾证明被隐藏在父母与弟弟全家福的背面，正如重男轻女思想对安然造成的伤痕，对父母而言，安然也成为这个家庭需要隐藏的伤痕。

其次，“烂好人”姑妈作为老一辈姐姐的代表，是早期重男轻女思想的受害者，而姑妈与安然的不同点在于，姑妈承受者长姐入母的责任和压力，在父权与传统思想的双重压迫下，是懦弱的承担者，她的梦想与生活只能化为一地鸡毛中冰箱上的套娃装饰品，以及回想过去的伤痛与眼泪，当自己的人生与弟弟的人生出现矛盾时，却只得选择牺牲自己以彰显自己的孝道。而影片的最后，姑妈面对失去下半部分的俄罗斯套娃时对安然说，实际上俄罗斯套娃也不一定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而这一感慨无疑是面对新一代“姐姐”的牺牲，回望自己过去的委屈所产生的反抗，是老一代姐姐为防止新一代姐姐重蹈覆辙所做出微波的努力。

实际上，导演对女性的生存困境展现是戏剧性的，同时失去父母的姐弟、一昧退让的姑妈、医院里冒着生命危险我也要生下儿子的产妇，就连安然男朋友的家庭也秉持女孩就该结婚、生育的传统思维，安然的生活圈中仿佛处处都向她叫嚣着让她接受自己的性别劣势，也正是这样的强压下，安然更像个努力打破性别困境的勇士。但影片的最后，面对再也无法见到弟弟的协议，安然愤然带离弟弟走出领养家庭，在雨中与弟弟相拥而泣，这一选择被网友称作影片最大的败笔，为了争取自由和权益的安然孑然一身终于触摸到美好未来的大门，却在跨越门槛时重回原地，这一选择让其此前的努力全都沦为笑话，而作为女性主义战士的安然也无法摆脱这一既定的命运。但从姐姐对弟弟“三抛三寻”的情感递进出发，这一选择便不难理解了。

在安然姐弟的相处中，安然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弟弟的存在不但打乱了她的逃离计划，而且不断剥离着深埋在其内心的伤痕，这也诱发了安然对弟弟的三次抛弃。第一次是在人来人往的地铁站，这一公共空间为抛弃提供了绝佳的场所，但在面对弟弟不安的哭泣与绝望的叫喊中，安然始终没有狠下心，就如她所言，这一切都不是她的错，不应该由她承担后果，同样，弟弟也是传统思维下的受害者；第二次安然选择将其抛给舅舅收养，同样，尽管不靠谱的舅舅再三保证会如同对待亲生儿子一般对待弟弟，但面对弟弟在麻将馆养成的地痞行为，安然依旧选择扛起姐姐的义务与责任，重新寻回弟弟；不同的是，当弟弟得知姐姐的委屈与愿望时，主动选择被抛弃，因此第三次的抛弃更多的包含了姐弟俩为对方考虑的亲情。也正是在“三抛三寻”的过程中，姐弟俩打破了隔阂成为了真正的姐弟。

二胎问题和女性的话语权问题作为艺术创作恒久不变的话题一直活跃在荧幕之上，《我的姐姐》所掀起的波澜，是新时代下女性不断解放后重新面对社会中遗留的“重男轻女“思想的一次思考，以及思考过后女性以及无法彻底挣脱枷锁的无奈与呐喊，影片的最后并未给安然与弟弟一个完满的结局，安然与弟弟相拥而泣，所泣的不仅是重逢的喜悦，或许还有对原本美好生活最后的告别。